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南迁，联合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于长沙遭日军空袭，临时大学于1938年2月分三路迁往昆明，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西南联大拥有文、理、工、法商、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以及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全校学生约3000人。全校教师1942年为358人，教授、副教授1939年为117人，1944年为162人。联大南迁三千里，在云南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立定了古老而现代的文化根脉。

结茅立舍 弦诵未央

当时，联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1939年，“新校舍”落成，仅图书馆为瓦顶；教室是土墙铁皮顶，下起雨来叮当作响，教授们讲课要提高嗓门才能压得过风雨声；宿舍为土墙草顶，雨季屋顶漏雨、床底长草。学生吃的饭是所谓的“八宝”饭：糠壳、沙粒、小石子都有。教授们不得不到外校兼课，或者到报社当编辑、记者、撰稿人；学生们普遍打零工甚至半工半读，当家教、电灯工、邮递员、更夫、保姆等，以解决生活困难。在恶衣菲食之境，朱自清自勉“弦诵幸未绝，竖儒犹仰俯”。“弦诵未绝”的口号支撑起联大师生教育救国的信念大厦。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联大秉持“刚毅坚卓”的校训，把培养学生具有“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的，提倡“通识为本，兼识为末”的“通才”教育。联大聚集了原三校著名教授，名贤大家灿若星辰，陈寅恪、冯友兰、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陈省身、吴大猷、周培源等学术泰斗、专家都曾受邀到西南联大执教。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下，联大办学的8年时间里，共开出1600门以上的课程，每年在300门以上。教授们尽管时常“陷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饥饿状态之中”，但依旧保持青衫卓立、韦编三绝。他们反对“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的陈腐观念，不仅给学生看鸳鸯绣罗，还专把金针度人，示人治学方法。学生大多面如菜色，但皆孜孜以求、力学苦行。在全民族的至暗时刻，学者、教授们就如一支支执着燃烧的风中之烛，汇聚成引领全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火炬。

文化机运 贞下起元

联大在滇八年，创造了“中国文化新生之机运”，尤其是使云南成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文化新生机新动力之主要一脉”。联大教授、学者撰写或出版的书籍达百部以上，如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伍启元的《中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金岳霖的《论道》，等等。同时，联大自然科学界的大师们，虽然身在“山国”一隅，却随时将学术眼光投向世界科技前沿。冯友兰说：“当我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譬如民族复兴大厦之文化根基的一砖一石，在西南边疆筑起了一道新的文化长城。

彰明滇事 开物成务

联大师生对云南的地理、经济、社会等开展社会调查与系统研究，推出如冯景兰的《云南地质矿产》，孙云铸、张席禔的《滇西中志留纪地层》等论著；协助地方成立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设计并建成富民县水电站等；设立昆明水工试验室、公路研究试验室、滇产木材试验室；协建昆明中央化工材料厂、利滇化工厂、恒通酒精厂。一系列“知类通方，开物成务，有关国计民生之大者”的开创性研究，一时使“滇之为滇，始一扫阴霾，以真面目显示于天下”。地理、自然、物候等，特别是自然资源的现代化勘测、开发和利用，使云南成为抗战相持阶段支撑全国大局的物资供给、运力保障、战力恢复的重要基地和战略前线。

同时，联大联合其他高校开启了云南边疆社会学研究与调查的时代先河，费孝通在呈贡组织“魁阁”，魁阁因此成为我国现代社会学的象征。据江应樑《民族学在云南的发展和成就》统计：1938年至1945年，迁滇学者与云南本土专家共同出版的有关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的著作达80余部。民族调查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使我国人类学研究达到高潮，为新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提供了原始依据。

请缨抗战 投笔从戎

在国难日亟的关头，朱自清倡导青年“还我大好河山，四千年古国重光，责在吾人肩上”。联大师生勇敢承担起神圣而光荣的抗战使命，以“勒转已站在悬崖上即将堕入深渊的国运”。师生主动投笔从戎参加抗战。1944年后，大批学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或到援华美军中担任翻译。联大有名可查的参军人数为834人，连同长沙时期参加抗战的近300名学生，总数不少于1100人。联大外文系毕业的穆旦加入中国远征军，翻越野人山时曾断粮七八天，失踪五个月，目睹染上回归热的战友被蚂蟥吸血、蚂蚁啃啮、暴雨冲刷，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劫后余生写下缅怀牺牲战友的不朽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文化重镇 民主堡垒

联大驻滇八年，“凡所以导扬文化，恢宏学术者无不至，一时文教之盛，遂使昆明屹然为西南文化之中心”。西南联大、中山大学、中法大学等迁滇高校大力传播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促成以昆明为中心的大西南文化重镇。中共联大支部于1938年成立秘密的民先支部，1938年底，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成公开的合法的进步社团——群社。群社以读书会、民众夜校、组织剧团等形式，以进步壁报《群声》、《腊月》、《冬青》、《热风》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1943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昆明支部成立。12月，西南文化研究会成立，成员主要有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导下，民盟昆明支部与西南文化研究会广泛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者，李公朴、闻一多、张奚若等成为著名的民主战士。联大先后掀起了1944年“五四”纪念活动、“七七事变”七周年纪念、双十节纪念会、护国起义纪念及1945年“一二·一”运动等活动高潮，成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

振铎传薪 文明允臻

八载振铎传薪，千万颗读书的种子，在大西南贫瘠的土地上立根、茁壮、挺立而成文化救亡的先锋旗手、科学救国的栋梁桢干。八年间，西南联大先后在校的学生共8000多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联大培养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为此，费孝通评价道：“西南联大的历史虽然短暂，然而却以其卓著的业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矗立了一座丰碑。”

云南本土高校沾溉联大之声光，三迤学人泽被于联大之教泽，迎来了人文蔚起的历史新机。1938年7月，云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先后聘请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教授40多人担任兼职教师，极大提升了本校的师资水平。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员北返，将联大师范学院留昆，8月，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正式成立，作为联大对三迤民众的琼瑶之报。